本文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今年4月5日，是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逝世二十周年，本报特刊发这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
这组回忆金斯伯格1984年行走在河北保定的文章，缘起于作家、翻译家黑马（毕冰宾）日前在网上偶然发现的一张诗人与一位中国青年的合影，那是诗人当年在保定的河北大学逗留三周讲学时拍摄的。
出于好奇，黑马查阅了已故四川大学文楚安教授编辑的《金斯伯格论坛》一书，里面收入了一些中国教授学者（包括诗人贺祥麟教授）对金斯伯格那年访华时在北京、上海和桂林等地高校演讲的回忆，但唯独没有回忆金斯伯格在河北大学的文章，据说是没有找到当事人参与叙述。
黑马说：“为此我很是感到遗憾，因为河北大学是我的本科母校。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随笔，称这可能将成为一个永久的空白。随笔转发到校友微信群里后，有热心的同学推荐我找到1982级英语专业丁举华同学，丁又通过朋友圈找到了照片上那位陪同金斯伯格逛街的1983级英语专业王春辰同学。金斯伯格那首著名的《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就写于这次在保定城里的行走之后。万能的朋友圈终在三十多年后锁定了两位当年与金斯伯格有过接触的人，我大喜过望，就约请他们两位分别写了有关回忆……”
于是，便有了本报今天刊出的这两篇文章。
艾伦 · 金斯伯格
《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
（节选）
艾伦 · 金斯伯格著
文楚安译
当我从河北大学那用水泥筑砌的北大门走出来，
穿过街道一个头戴蓝色帽的男人正在出售甜油条，
像刚刚出锅的油炸面团一样褐黄
……
十字路口树阴下，
小贩们的手推货车和香烟摊在这儿安放……
（“甜油条”应该指的是糖油饼——黑马注）
纪念艾伦·金斯伯格逝世二十周年——
1984，金斯伯格行走在保定
我与金斯伯格
王春辰
上周，微信收到丁举华的好友添加信息，是校友于禾丰推荐过来的。丁举华问我一张金斯伯格的照片的事，是另外一个河大校友毕冰宾在打听这张照片里与金斯伯格合影的是谁，因为这张网上流传的照片图注里说“金斯伯格是和河大的一个青年教师合影”，但不知是谁。
我说，照片里的是我，是当年金斯伯格访问河大时我们在街头的合影。照片由我的同学韩明拍照，但相机是金斯伯格的。我们自己甚至都不记得还有这样的照片。
金斯伯格与王春辰在保定裕华西路。韩明摄
去年，网上忽然出现一篇讲述金斯伯格在中国的文章，里面有这张照片，大家都在猜是谁。有知道的，有不认识的。当时我也看到了，很是一惊：竟还有这样一张照片，清清楚楚，留下了当年的印迹。
时间仿佛凝固了，仿佛一切都是昨天。
记忆，是一种冰冻的泉水，一经沸腾，就止不住涌动起来。我的记忆之门就这样忽地打开了。
1984年秋末冬初，当时我读大二。有一天系里组织我们听一场美国诗人金斯伯格的讲座。我们对他并不了解，除了马钟元老师介绍他是美国诗人之外，我们也不知道他背景几何。
我坐在阶梯教室的前几排，在讲台上放了一台小型三洋录音机，录下他的诗歌朗诵。他发给学生一张油印的诗歌，是他写的。他开始讲解，然后坐在那里拉起了他的手风琴。琴声似乎很单调，但鼓噪出刺耳的声音，他大声朗读诗歌的音量很宏大，在整个阶梯教室里回荡。
他一边朗读，一边弹奏着手风琴，声音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快，读的是他的《嚎叫》，一句接着一句。我们虽然听不懂词义，尽管发了打印稿，但诗篇里的用词还不是我们二年级学生能懂的。读诗的节奏伴随着琴声的节拍，诵读的节奏像是歌唱，但没有旋律，只有冲击的一个音调，但混合着琴声，却是那么震撼，能够感受到、也是看到金斯伯格情绪高涨地读出来，不断重复着一个单词，Owl，owl，owl！
我们（或者说是我）竟被完全裹挟，沉浸在那种充沛的热情里。这里面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情绪要倾泻，要释放。在这样的朗读语境里，这不是那种中国古诗的抑扬顿挫，也不是那种涓涓细流，流过几许乱石，激起的几朵浪花，更不是洪亮的口号赞美。他的朗读完全是嚎叫，是那种彻底的嚎叫，我们平常是怎么嚎叫的，他就是怎么嚎叫。
看着他朗读，完全感受到他彻底融化在自己的声音里，也消失在自己的情绪里。这不是陶醉，而是癫狂，但他不是发疯。他琴声一止，朗读结束。我不记得是不是全场掌声雷动，但那个氛围那个激情的宣泄，就是到了今天，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它穿透了时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我喜欢现代诗，不能不说与他的在场朗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连续两周的讲座，他讲了很多，我有些听懂了，有些真不懂。记得三年级有一个学生，也非常喜欢诗，金斯伯格送了他一套他的诗集，我是非常羡慕的。
在讲座期间某一天，金斯伯格想去街上转转，系里要找两个学生陪他。班长韩明于是约上我，一块儿上街了。
在大街上，金斯伯格问这问那，对什么都好奇。比如看见烤红薯的，他观看了半天，好像买了个试着吃了；又如看到驴拉着车过来，他端详半天，问我们中国城市里是不是都有很多这样的驴车。后来，他在他的诗里写了他在校园里看到一头驴，他对驴子说话，颇富幽默感。
我们又去了莲池公园。那里原来是古代的书院，后改为公园。公园不大，但也是保定一景，来出差的人多数会去看看的。它斜对面是直隶总督府，但那会儿还被政府机构占着，无缘进去看。金斯伯格对莲池里面的书法碑刻特别感兴趣，那些字体飞舞的墨迹好像很打动他。我们出来后在街上走着，他看看这里看看那里，不时地拍照。我们沿裕华西路往西走，走到西头的桥头那里。这张合影照片，应该就是在那里拍的。
我们返回的路上，中午在保定商场东侧的一个饭馆坐下来吃饭。拿来菜谱，他开始问我们这些是什么菜。我们的英文太差，红烧鲤鱼，就不知咋说，只好说fish（鱼），他就开心地应答好好，就吃这个。很大盘的一道红烧鲤鱼，被我们吃个精光。
出了饭馆，我们拐到南莲池大街，等公共汽车。我记得，他靠着铁栏杆，我就问他：美国现在的著名文学家都有谁？他说了几个名字，如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等，但没有说自己。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如何。
回到学校后，我查了《中国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里面有他的词条，介绍他是美国著名的“垮掉的一代”的著名诗人，是个人物。这才知道原来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络腮胡子的美国人是著名诗人，著名得不得了。
我那会儿也是河大的文学社“晨钟社”成员，虽然不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好歹也是一员。于是，东找西找，编写了一篇介绍金斯伯格的短讯，登在《晨钟》油印报上。记得我还收藏了一张，不知后来放在哪里了。
我们那时都太年轻，不知道他的文学影响有多大、在美国有多大的争议。总之，那是个好奇、也很和蔼的美国大胡子。后来阅读得知，美方对于他被中方同意来访很吃惊：因为金斯伯格绝对是个“问题”诗人。
但他来了，对以后的中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批诗歌写手学习他模仿他。他的那股语言破坏力和行动的颠覆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里是看得到的。
1986年，美国纽约大学教师Tony Giffon来教我们文学。有一次，我们去他在河大南校区的外国专家宿舍，在他的书桌上看到金斯伯格最新的诗集《白色裹尸布（White Shroud）》。我拿起来翻看，一下子看到金斯伯格写保定的诗篇，其中就有和驴子对话的一首。书中附有若干他在保定的照片，但没有看见这幅网上流传的与我的合影照片，应该是没有采用。我给Tony描述了金斯伯格来保定的情形，他也很好奇。离开大学后，因为有金斯伯格的讲座录音，还有时候拿出来播放一下，主要是感受他那种朗读的激越澎湃。等我在大学里教英语文学的时候，几次想起金斯伯格，而且还写了一篇“金斯伯格的诗性例解”，那都是对他的纪念，但没有想过写一篇回忆他在保定的文字，总觉得那不过是一次访问而已。
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文楚安教授出版了一本《金斯伯格诗集》，我看到买了下来，放在书架上，但没有翻过几次。
到后来2011年去纽约考察美术馆，中间去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遇到那里的大学副校长，聊天中他说起自己是诗人，也是文学研究教授，而且他说到金斯伯格就出生在这个城市。我们在一个当地的小展厅里看到了介绍这座小镇的展示，有提到金斯伯格的名字，这里是把他当作名人的。
那个时候知道金斯伯格已去世多年，他作为美国二十世纪的诗人之伟大，已经确定无疑，其重要性与影响不减反升。
2015年2月，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看杜马斯的个展，在书店里配合展览有一个杜马斯读过的书的展销，其中就有金斯伯格诗集和传记，我买下了传记。封面是金斯伯格的侧面剪影，蓄着浓密的胡子。
作为当代非常重要、有影响的画家，杜马斯非常喜欢金斯伯格的诗，为其深切的情感表述所吸引和启示，为其最深入的人性探讨所震撼。杜马斯之所以是画家杜马斯，并非浪得虚名，她的作品深刻地洞察了人性和人之悲喜剧。无疑，金斯伯格也是其思想灵感的来源之一。
如今，金斯伯格已是一位有历史定论的诗人，他的诗歌和他的先锋行动都预示了后来的世界状态，他的影响更是超出北美。这样先知般的诗人，在漫长的冬季里是一股新风烈火，怕冷怕热的人都无法接近他。今天，在二十一世纪，欣赏与尊敬他的人会越来越多。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
文楚安 主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与金斯伯格的交往
丁举华
1984年11月，我正在河北大学英语专业读大二， 这时美国“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1997）来河大访问并开设讲座。但我没想到，我会与他有密切的交往。
艾伦·金斯伯格是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来访问中国的，和他同行的还有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斯奈德深受中国唐代著名诗僧寒山的影响。至于艾伦·金斯伯格怎么会一个人被安排或自己选择来河大访问，我不得而知。他来的时候，我是学校“晨钟社”的成员，也正在系里组织着一个叫“译苑”的翻译协会。高群书导演和诗人韩文戈当时都是晨钟社的副社长，成员里还有后来聂树斌案的律师李树亭等。
说实话，艾伦·金斯伯格来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听说他是个美国诗人。
出于他是诗人或我是诗歌爱好者的原因，我主动接触他，于是就有了他让我陪同去图书馆捐书、让我陪他坐公交车去商场买蜂蜜、他来宿舍找我并等了我很长时间等等这样的事。他送了我几本他的诗集和他的伙伴诗人的诗集，我试着翻译，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学校外办向他讨教，并很快把他的代表作《嚎叫》（Howl）的脚注发在我们晨钟社自印的刊物《远野风》上。
12月初，金斯伯格离开河大，我去送他，并送了一套叫“白寿衣”的瓷器。这是我特意跑到保定工艺品商场买的，跟他将要出版的一本诗集的名字一致。1986年5月1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还通过学校外办给我捎来了一本他的诗歌全集，挺厚的。
金斯伯格回国后，于1985年发表过一篇《中国纪行》，我相信他不是健忘而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那时我还没毕业呢），把我说成了“上海附近的一个学生”。
我和他的交往到此为止。
现在回想起三十三年前，蓄着络腮胡子、秃顶的金斯伯格先生，穿着外套、系着棕色围巾、戴着深色框眼镜，在河大外文系阶梯教室弹着手风琴，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地朗诵，依然那么清晰难忘。他像个虔诚的教徒，咏诵着自己的圣经。那年，他五十八岁。他朗诵时用于伴奏的手风琴不大，但很特别。
1986年，我大学毕业。从1984年开始，我就开始断断续续翻译金斯伯格的代表作《嚎叫》。这是因为我自己感觉，艾略特的《荒原》和金斯伯格的《嚎叫》，是世界上最难翻译的两首诗。及至1994年，我才在工作之余，把这本小册子翻译完毕。
辛辛苦苦翻译完了，但我并没有试图出版，而是把它弃置一边，为什么呢？我觉得国与国之间过去是战争侵略，现在是文化渗透和“侵略”。我不能把他的这本书翻译到中国来。
之后，我被派驻国外工作。等我回国后，在书城不经意间看到了四川大学文楚安教授（1941-2005）翻译的金斯伯格的诗文集，因为不是文楚安先生本人全部翻译，而是他带领他的学生一起翻译的，文中就免不了出现许多错误。翻译其实比创作还难，一定要“信、达、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把我的译本修订印出给朋友们读。
我本人虽然翻译了金斯伯格的代表作《嚎叫》，但我的诗歌并不受他的影响。我觉得诗歌是一门高雅的艺术，生活中偶尔冒一句粗话尚可，但不能把脏话写到诗歌里去。
说到Allen Ginsberg名字的翻译，我借此机会再表达一下我的看法。我国翻译者不管是遇到burg还是berg，统统翻译成“堡”。其实，burg是“城堡”的意思，berg是“山丘”的意思，所以我认为把美国诗人Carl Sandburg（1878-1967）翻译成卡尔·桑德堡是对的，把Allen Ginsberg翻译成艾伦·金斯伯格似乎更为妥切。这一点还请同行商榷。
去年，鲍勃·迪伦获诺奖，世界诗坛为之诧异。其实，早在1996年，艾伦·金斯伯格就曾向诺委会大力推荐鲍勃·迪伦。金斯伯格在推荐信里写道：“虽然迪伦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金斯伯格对迪伦的获奖或许是有贡献的。
2010年，美国还据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嚎叫》。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管你是否喜欢金斯伯格，但凡是研究美国文学史的人，金斯伯格都是不可或缺、不容错过的一个人物。
（本文作者系青岛企业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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