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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共同的名字——1977级

公元1978年3月18日，当我来到中国北方那座因 “武斗”而闻名全国的古城、步入我的母校河北大学时，看着那些人头攒动的报到人群，心头蓦然冒出白居易的两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联想不仅因为古城诞生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说名篇，更是我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深切感触：这些衣衫并不齐整、年龄大小不一、口音南腔北调的同学，多数堪称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十年文革的“野火”，烧掉了童年的憧憬和飞翔的梦，烧掉了同学少年的激情和指点江山的豪气。我们自以为认识了社会，自以为适应了现实，默默地承受那个荒诞的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一切，无论是失意、彷徨、愤懑还是奋斗、追求与期冀。一夜春风，“草根”便以顽强的生命力开始发芽、生长，转眼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一片绿意。

我至今认为，用上述文字来比喻我和我的同学们刚刚开始的新生活，是比较贴切的。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九七七级。

说起来，本来是1978年入学，但为了给下半年还要招生的一批师弟让出位号，就采用了高考年份的1977级称谓，从此打破了高校惯用的“XX届”排列方式。这本该是个异数，却成了后来的惯例。

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离开故乡赴学校报到时，我与邻村一位小我数岁的物理系赵同学相约同行。傍晚时分，列车抵达保定。出站就看到了大学的接待站，签到后取完行李，汽车一路飞奔至市区东北角。

车进校园大门，迎面就是欢迎的人群。喇嘛里高声播放欢迎词，各系接待处的牌子赫然入目。我们先向学生科上交了入学通知书、准考证，然后在本系接待处填表，继而找到“联合办公室”，办理入学手续——上交户口、粮食关系、党团组织关系证明，并缴纳讲义费。一个高个子师兄已经跟在旁边，帮我把行李放在小车上拉到南院的中文系宿舍。赵同学则去了北院的理科宿舍。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学校的活动：体检，系“迎新会”，全校的“河大新生入学典礼大会”，革命传统教育大会——新生听取已退休的省军区参谋长作报告，最后是学校统一组织的入学考试（并不熟悉的同学间犯嘀咕：考试成绩不好会不会被退回去哪）。

如同从漫漫长夜里突然来到阳光灿烂的白昼，重回学生身份，我一时有点眼花缭乱。几天后心绪稍定，才顾得上打量周围的一切。这时的学校并存着三个届别的学生，除1975年和1976年推荐入学的两届师兄师姐外，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新生：在校园里走路东张西望的，背个挎包串到大街上买回脸盆、肥皂洗衣粉等用具的，到宿舍里四处敲门打听认老乡的……

入学的第三天，第一次上教学楼参加中文系“迎新会”时，我忘记了通知里说到开会的楼层，懵懵懂懂跟在同宿舍（当时还不熟悉）的张同学后面，上到文科教学楼的二楼，和彼此陌生的一群人坐进教室等待开会。直到主持人站到讲台说话，才知道误入历史系教室闹个大笑话。这个小小的尴尬，似乎有点象征意义，就是入学后我对自己所处的方位、选择的专业产生了些许迷失和疑惑。过了很久，才豁然清晰。

中文系一九七七级是一个拥有九十四名学生的大集体，年龄跨度从十六岁到三十多岁，出生年份横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带着各自的生活烙印，带着各自对未来命运的憧憬，带着沉甸甸的或现实或缥缈的梦想，汇聚在文科教学楼的三楼大教室里。

那个乍暖还寒的中国初春，还不是提倡个性、彰显自我的季节，同学中有的成熟稳重，如出生于四十年代的“老三届”的大哥们；有的稚嫩清纯，如少许直接从中学考来的小弟小妹；有的来自城市，衣着整洁行事张扬；有的来自农村，性格内敛乡土味浓……，但在总体上是复杂中透着主见，沉稳中蕴涵情致，含而不露里隐藏着得意，循规蹈矩中掩蔽着独立特行。

五步之内，必有芳草。我很快发现，来自工农商学兵的班里同学，真是卧虎藏龙，个个“身手不凡”。同宿舍的韩兄，原来就是诗人田真——入学前就是省里鼎鼎大名的诗人；还有另一位温文尔雅的诗人也早已闻名；入学前就认识的省报资深记者，在市级广播媒体工作多年的编辑；论资历有担任过中学校长、支部书记等“领导职务”的老兄，论涉世经验有若干老三届师兄，论门第有出自部级干部家庭的知青，论经济条件有一批带工资入学的同学，论青春活力，谁敢小视那几位应届考生的“60后”？入学之际自信满满的我，越了解越觉自惭形秽，暗暗不安。心说，这都是各方面的“尖子”，我要经过多大的努力，才可能与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必须努力！

一个大班近百人林林总总，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前史”，聚集一起上大课时，并没有感到违和感，因为求知欲是共同的：九十四个人都沉浸在对专业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当中。

中断学业多年的学子初进高等学府，头脑宛若一块块曾被拧干水分又晾晒多年的海绵，终于置身于汪洋大海，暴食暴饮般地吸吮养分，一任自己沉没于知识的汹涌波涛之中。

系里开设的课程，不管讲什么，何人讲，都一定去上课，有闻必录地做笔记；学校的讲座，不管与本专业有无关联，一定去听听，万一错过精彩内容呢？班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同学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边看边说好，于是一群同学都去找这本书来看；一个同学在某个刊物发表了一首短诗，带动了一群同学开始写诗；某个同学编写的连环画脚本被出版社采用，又有许多同学跟着编写连环画。

于是，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学校图书馆需要提前去占座位，晚自习课总要等到熄灯时间才从教室怏怏离去。我所在宿舍，有三个比我年龄大的同学，睡眠方面不过关，所以规定晚22时必须熄灯。我就在熄灯后打着手电趴在双层床上继续读自己的书或者写笔记。另外一个同学，则拿了教室的钥匙，每天晚自习到12点，再蹑手蹑脚回来睡觉。

入学第一学期，班组开生活会，我所在的小组同学轮流发言，每个同学都千篇一律地自我检讨，说自己学习抓得不紧，读书读的不多，创作没有写出东西……。直到老三届那位温文尔雅的“诗人”老兄站出来，推了推眼镜说：我认为来日方长，没必要为此弄得大家都有种负罪感。生活会才算换了话题。

其时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文章《科学的春天》，“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响彻四面八方。后来又有徐迟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大版发表于《人民日报》。那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实现四化主要是靠理科的那些自然科学，于是学数理化、电子那些专业的学生扬眉吐气，看到理科的莘莘学子们，抱着高等数学等大部头专著，跑到文科宿舍来串老乡，极大地刺激了我，让我对选择读中文系——被称为没有专业的专业——产生了怀疑。一次，我甚至在宿舍问老三届的师兄：我们为什么要报考中文系？当时持我这种想法的同学不在少数。班里有同学在酝酿转系，还有和我一个小组的那位张同学，自我加压跑到北院的理科听课，并自学高等数学（后来，张同学得了神经官能症，可能与自我施加的巨大压力不无关系）。

但惶惑是短暂的。毕竟经历多年磨练的头脑还算现实，我们必须修完中文系四年的学业，社会才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何况，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中的幸运者。当时社会上称高考入学的这一届大学生为“天之骄子”，那种来之不易的使命感，那种在历史沉浮中终于脱颖而出的神圣感，那种多年压抑中积蓄已久的能量，都化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每时每刻抽打着每个人的灵魂，催促着我们和时间赛跑。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这是我入学之初的内心独白，相信也是大多数同学的决心。虽然大家对未来的职业目标并不清楚。

毕业多年后，还时常会听到当年给我们授课的老师说，给七七级的学生上课时压力很大，因为这届学生过于成熟。 

在社会大学里锤炼过多年的中文系1977级的大多数人，不仅积累有相对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宽而杂的知识面，而且一入学就在用狐疑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世界。我们曾经单纯，单纯到屡屡“上当受骗”；我们轻信过，但现在已经把轻信看作幼稚的同义词；我们吸吮着传统的乳汁度过心理成长期，又走马灯般地经历“文革”期间的种种“折腾”；当我们内心瘢痕累累扑入知识的海洋时，曾经的盲从，更多的变为了怀疑。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几年发端的思想解放之潮，冲击着僵化保守的堤坝。冰河解冻，静水深流，文学的启蒙和突破起到了先锋作用，读中文系的魅力开始显现。

此后，那些灿若群星的世界名著便目不暇接地进入我的视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莫泊桑、福楼拜以及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还有《红与黑》《巨人传》《青年近卫军》《苔丝》《基督山伯爵》《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看禁书看的一发而不可收，还有的同学跑到图书馆，试图去借《金瓶梅》。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农村的“分田到户”正以不可逆转之势星火燎原，故乡的来信不断传递田野上的消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底召开，看到报纸的报道时我们还没意识到这是历史拐点的标志；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个接一个平反昭雪；拨乱反正的措施一项接着一项；林彪、江青两大集团被押上法庭接受早就确定了结局的审判……高校虽然相对平静，但中国初春乍暖还寒时候的各种思潮，像大海的潮涨潮落一样，拍打着文科学生心灵的堤岸。

中文系的学生相对更关注文坛，那是文学高歌猛进的年代，文学作品在以超出几何级数的能量轰动全社会。一首诗或者一篇小说，往往掀起一阵热浪，引发一种思潮。刘心武喊出“救救孩子”呐喊的《班主任》发表在我们入学之前，我读到鲁迅《狂人日记》后发现，刘心武不过搬来了六十年前的呐喊；后来有同届学生卢新华的《伤痕》问世，才为一批揭露文革创痛的作品确立了一个流派的名称；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振聋发聩的提出了腐败问题；诗作《对一座大山的询问》，在中央为刘少奇平反之前就登载了《诗刊》；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则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再后来，还有五十年代被批判的那些大“毒草”解禁，王蒙、邓友梅、流沙河、宗璞等17人的作品，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结集出版为《重放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