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虎，我校77级中文系校友。资深媒体人，影视剧策划者，高级编辑。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屏幕后的思索》《守望与突围》《旅途苍茫》《在路上遇见你》《铁血丹心》《河北影视剧发展史》等。
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虽然古人说 “书中自有千钟粟”，但是我们还得要“填饱肚子好读书”。 入学一个月后，班里按学校部署评定国家助学金等级，采取个人申请、班级评议、学校批准的程序，我获得一级助学金，每月国家补贴18、5元。助学金基本解决了我的生活费用，上学第一年，每月解决吃饭之后，还可以剩余2元钱，用于买书和买药。但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 翻阅日记发现，1978年7月中旬竟然记下一件非常琐碎的“小事”：星期天出去买牙膏，碰上两个同学，被拉着逛大街，中午在商场西侧食品店吃了一餐“面包+馄饨汤”，我买完三份饭花钱1、26元、粮票1、8斤。餐后，“二人也没说啥，看来就是如此了”——现在看到这文字，难免有点羞涩。我本不是吝啬之人，当时把这件琐事记入日记，足见钱之紧张（计算一下，1、26元该是我两天多的伙食费了）。 还有一个例证：省话剧团在保定演出话剧《红旗谱》，我和同学花了5角钱一张票去观看。看过梁斌小说原著的中文系学生，对该话剧当然挑剔，特别是舞台表现“无戏”。回来的路上，心头愤愤，倒不是耽误了半天时间，而很是心疼那买门票的5毛钱。 莲池公园合照 入学之初，母校所在的城市残存着文革的累累伤痕，民风暴躁强悍，治安秩序混乱，经济低迷落后，经常停水断电。体现在学校的伙食上，百分之七十的粗粮供应，我和大多数农村来的同学一样，每天在食堂啃窝头喝棒子面粥。实在馋得不行了，痛下决心买一份红烧肉+馒头，过后看看手里饭票所剩无几，就要连着吃几顿窝头+咸菜度日。早晨只喝一两稀粥，上午到第四节课的时候，腹中饿馁难忍，记笔记的手开始打哆嗦。下课铃一响，抓起书包往食堂奔。 中文系和经济系在一个食堂就餐，因为人多空间小，排队打饭常生纠纷。更严重者是排队加塞，一个同学排在前面，半个班的同学会通过他的手加塞买饭，于是排在后面的人就往前挤。一次，刚打完粥的男生被挤得怒从心头起，转身一轮，把一盆棒子面粥撒成“粥雨”。“吃饭吃饭，一场混战，浑身是粥，满头大汗”，不知哪位编了四句形象的打油诗，传到系里系外。另一位同学则在排队无奈之际口占一绝，“身子尚在望都站，脸皮已到北京城”，套用传说苏小妹讽刺其兄的诗，讽刺加塞者。此后，人们都把衣服上的粥渣戏称为河大“校徽”。 更加令人难受的是，这个城市每周至少有一天停电停水（最早是每个周一），食堂停火，锅炉房停烧。到了这天，学生成群结队出去找饭吃。那时市场还未开放，离学校最近的是五四路饭店，然后是建新街，再往远处走，就是望湖春饭庄了。吃饭回来，喝不到热水，就提着暖瓶跳墙头，到隔壁的104部队院内去打热水。 同宿舍合影 《河北大学史》载：1978年7月22日起，周学鳌出任校长，期间“狠抓学校师生对伙食意见最大的难点，亲自调研后，党委决定，打破常规对炊管人员改组，实行优化组合，减人不减薪，提高了饭菜质量。”伙食问题载入史册，作为一任校长政绩之一，足见最初学校“吃饭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终于有一天，北院理科因吃饭引发了风波：有同学食堂买饭时与大师傅发生口角，剽悍的炊事员竟然手持菜刀跳出打饭口，众目睽睽之下“追杀”（也许只是吓唬）那位同学。一时舆论哗然。那个系的学生做出反应集体“罢饭”以示抗议，要求校方开除肇事者并改善伙食管理。消息传开，南院文科学生纷纷声援。班里有几个同学和我商议要贴出宣言并采取行动呼应。最后还是班长老大哥（也许有班主任授意）以班级党支部名义给学校写信，代表全班既对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表示关切，也表决心般地提出要安心学习。结果弄得同学们对班长一时有点意见。危急关头，学校终于答应开除食堂那位大师傅并承诺改善伙食管理，吃饭风波才消弥在萌芽状态。 即使这样，丝毫没有影响中文系1977级学生的学习热情。我们古汉语课讲《论语》，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在宿舍向同学笑称，自己可以和颜回的境界相提并论，“两个窝头，一份咸菜，跳墙打水，自得其乐”。那个时候，理想主义的光芒始终辉耀着新时期的河大校园，也充盈着莘莘学子的内心世界，艰苦求学，朴素生活，虽因罗锅上山，也源自底层农家子弟的一种自觉。 从楚辞里学到的“岸芷汀兰”“美人香草”等词汇以及听美学讲座感悟的美与审美，无时不在荡涤中文系学生的头脑，影响和养成着一代“天之骄子”的审美观。当现代时尚之风随时代发展在校园飘然而至，电影演员的大幅招贴画开始贴上床头，外文系的红男绿女招摇过市，来中文系听课的社会青年聘聘婷婷，班里也有女生开始穿连衣裙……一切新奇艳美的变化，都难免令人多看两眼。虽然惊鸿一瞥，但我们号称，更多地关注“内在美”和“心灵美”，风流倜傥，那是旧社会的公子哥，为我等所不齿。后来想想，这种认知，其中不乏真诚之意，也夹杂些许“酸葡萄”心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上大学期间的穿着打扮，多数人是很不讲究的。我在公社工作期间买便宜布头拼凑做成的“的确良”上衣和“的卡”灰裤子，是我的衣服标配和活动“礼服”。最后领子和袖口洗的发白褪色了，还一直陪伴我读完大学。同宿舍那位当过兵常年穿军绿上衣的同学有个观点，大学生应该干净一点，我虽赞同却从不践行。除周末洗衣服之外，平日发现衣服上的粥点或油污，就拿毛巾点对点地擦拭。后来，买了一幅白色上衣衬领，套到脖颈就是“换”了新衬衣。一双皮鞋出门前用抹布蘸水一擦便焕然一新。就这样，参加“七一”歌咏比赛，“滥竽充数”地练歌、唱歌；组织新年联欢晚会，不卑不亢地与兄弟系男生聊天；报名学校运动会项目，精神抖擞地比拼竞赛不管是否取得名次；出席“琴泉”诗社活动，振振有词地评诗论句；甚至麦收季节学校组织去金庄村拔麦子，我也是这身行头……只是头发总是长而乱地翘着，脸上的棱角也透着孤冷。
一次，经济系某班体检时，发现全班集体转氨酶偏高，还有的同学被判患上肝炎，引起全校性恐慌。中文系也去体检，同样发现类似问题。有一位老兄挺身而出，给省教育厅写信反映情况以期引起重视，更多同学在各种场合控诉食堂的伙食管理。我一直身体不适伴有低热现象，几次检查没有查出问题，体检时也发现转氨酶偏高。回家探亲之际，母亲做了一小口袋炒面给我带回学校，晚上饥饿时热水冲两勺作为“加餐”。
后来，学校的伙食开始变化。食堂装备了发电机保证停电不停火，锅炉房不再停供热水，细粮供应比例有所增加（40%供应白面），偶尔还可用粗粮饭票买上白米饭（当然要加钱）。到我们毕业前夕，已经形成了几个食堂公开竞争、学生饭票在所有食堂通用，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就餐的格局。
大学伙食的改善，也和整个经济状况好转和市场开放有关。学校周围逐渐办起许多个体餐馆，给学生吃饭增加了新的选择。河大北门西侧有一个小面馆，据说是教师家属开办，成了我的第二食堂。差不多每月吃上三、四次手擀面条。四两或半斤面条吃完，总觉意犹未尽，就对女老板说：再给盛一碗面汤吧。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渐渐地，食堂里开始有同学把吃不完的窝头、饼子扔在餐桌上或墙角处，看着令人心疼。班里的张同学便在吃完饭后捡拾，集中晾晒干后拉回家去喂猪用，无形中开辟了一条“勤工俭学”的门路。
到了大四临近毕业那一学期，我手里的粗粮饭票也开始被剩下，就学着其他同学的办法，用粗粮饭票换花生，或者顶替钱币支付拆洗被子和洗衣服的费用。一项由河大教师家属为主从事的“第三产业”便应运而生，一到周末，宿舍楼道里便响起“换花生”“拆洗被褥”“洗衣服”的吆喝声。
年复一年，不知道我的知识和学问增长了多少，生活费用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入学第三年，国家助学金涨到了每月21、5元，吃饭之外却已基本无节余；后来，助学金花在伙食费上就有点捉襟见肘，需要另掏腰包贴补一些了——好在我在公社当通讯员期间攒下二、三百元积蓄，加上偶尔有点零星稿费，总算没有出现“无米之炊”。
多年之后，回顾校园生活，我的味蕾记忆只有三处印记：一是第一学期食堂停火时在五四路饭店吃“烩饼”，飘在碗上的几片肥肉香彻胃肠；二是有一年北京一位朋友路过母校约见时送我两板“朱古力”（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苦味里带甜的口感从此难忘）；三是大三放假回家路过石家庄，在中山路吃到“中和轩”饭庄的羊肉包子，咬一口顺嘴流油，工作后循着记忆找到中和轩后，再也吃不出那种“解馋”的感觉。
至于河大食堂，我的记忆里，还是它的棒子面粥和红烧肉，5分钱可买半盘吃好几顿的咸菜，还有，吃面条时，大师傅用不戴手套的裸手抓起一把面条，摔在你的饭盆里……
（未完待续） 来源 | 何人犹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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